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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中的远虑与近忧

发布日期:2018-6-24 下午 03:18:10 浏览:31

“一核一圈三群”规划初具规模,全省新型城镇化构架基本敲定。太原都市区和都市圈,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群,在山西版图上如一个行走的人,头朝京津、手牵东西、脚连关中与中原,胸襟广博,迈步前行。如此描述城镇化规划,科学严谨又颇具文学意味,令人振奋又充满希望。至去年底,我省已完成6项区域性规划,包括之前完成的100个重点镇规划,城镇化规划在省域层面实现全覆盖。

实践层面同样精彩纷呈。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跨入全国前5名,“三纵十一横十一环”高速公路网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医疗保险省内全覆盖,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保障统筹为城镇化稳步推进奠定了基础。市县两级城镇化成效也已显现,太榆同城化取得新进展,介孝汾城镇组群开发、长治1 5城镇群抱团发展……各地瞄准城镇扩容提质,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齐头并进。目前,全省已有5个市城镇化率超过50,市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轮廓勾勒到脏腑配置,从蓝图规划到付诸实践,这个“人”不仅立起来了,而且走起来了。去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1.26,在全国的位次由17位上升到16位。这成为我省城镇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以城市型社会为主导的发展时代来临,山西城镇化进入加速期、关键期。

突破可圈可点,成就可喜可贺。但反观自身,环顾左右,山西还有不得不承认的差距。城镇化率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知耻方能后勇;土地城镇化畸重,人还没有成为城镇化的重心;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双低,而且二者关系尚未理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力量薄弱,还难以担当农业现代化大任……在这个节点上,加速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诸多梗阻。进入加速期、关键期,城镇化如何继续推进,山西必须静心思量,唯此步履才能更加稳健。

城镇化与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步履维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量质欠佳。“三农”问题得以解决,新型城镇化才无掣肘之忧

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村人口成规模向城市流动的最早形式。在政府主导、政策推动下,我省已经有500万左右农民转型为农民工。起初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的主观动因,产生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客观效应。尽管无心插柳,却与城镇化异曲同工,可见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在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背景下,2012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跃至3175.5元,总收入中占比近一半,增幅达到18.3。与此相比,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334.4元,总收入中占比36.7,增幅仅为9。无论占比还是增幅,曾居主导地位的家庭经营收入已经被务工收入甩在身后,收入单级趋势愈发明显。这种差异反映出,农村生产力或者说现代农业还不能完全支撑起农村经济,城镇化推进还有后顾之忧。

近几年出现的农村土地撂荒、“空心化”等等负面效果,体现的是我省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不同步的深层矛盾。仍以传统家庭为主、细碎化的经营模式,使农村生产要素效率低下,也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失去可持续性。城镇化必须考虑:未来怎样种地?又靠谁来种地?

解决之道在政学两界已达成共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近几年,我省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足发展,合作社数量甚至位列全国三甲,但他们依然难担大任。合作社有组织无合作,形式大于内容,更有挂羊头卖狗肉者夹杂其中;专业大户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土地流转令其头疼;家庭农场略具雏形,没有针对性政策,也没有成功的范式可加以推行。改善这些状态,我省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是放弃家庭这个主体,相反是对这个主体的加强。不仅现有体制要求如此,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成功的农业生产模式无不以农户为主,只是规模大小不同、集约化程度有别而已。城镇化对我省农业的要求是,将土地等要素交由更少的、更专业的农户或农户联合体去经营。

个别地方也有另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即农村生产方式未变,主导产业未立,而农民生活方式先变。行政推动农民上楼、“无中生有”打造新城镇等都属此类,这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农民新的负担和新的农村矛盾。防止“剑走偏锋”,切勿忘记以产业聚集、项目建设为核心。可喜的是,我省正在推进的100个重点小城镇建设,已经体现出较为完善的产业思维,未来更多以农业产业为支撑的小城镇样本或将呈现。

就发展农村支柱产业而言,我省扶持政策和实施项目不可谓不多。“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七大特色产业工程”“513”工程等等,几乎涵盖了农业的所有领域,已经对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形成很强的推动力。不过,这些扶持政策在设计之初,大多是脱离开城镇化而由单个业务部门制定。由于与城镇化总体规划的衔接度不够,难免造成力量分散。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对“三农”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使之更有所指,更有所侧重十分必要。更多地引入综合开发的概念,将现有农业项目和政策打包纳入城镇化建设大局,对现代农业和城镇化关系的协调将大有裨益。

城镇化与工业化

工业化、城镇化均不尽如人意,现在面临双重任务。彻底摒弃唯gdp思维,吸取已有教训,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中国社科院最新的《工业化蓝皮书》指出,我国工业化进程总体步入工业化后期,对我省的判断则是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段。尽管我省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但却同样存在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共性问题。2012年,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327美元,工业化水平52,城镇化与工业化之比为0.99。二者之比还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区间。

由此得出结论是,我省将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加速工业化,赶上拉下的步子;又要提高城镇化率,使之赶上工业化的节奏。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的命题。因为,放缓工业化坐等城镇化是逆规律而行,断不可取;通过新型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在齐头并进中修复二者关系才是正途。二者的关系如袁纯清书记所说,工业化需要城镇化来承载,现代化需要城镇化来表现,不可偏废。

从这种意义上,当前工业化对我省的要求高于发达地区,既要速度更要质量。这也是我省必须转型跨越、大上项目的现实基础。近两年,省内经济秉持这一思路,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2年,全省落地项目投资额超额完成,而且产业结构调整类项目近半,难能可贵。今年的“项目推进年”活动锋芒更显,从项目储备、签约、落地、开工、建设、投产六个方面综合发力,各项任务指标均有望超越去年。

现在,各市县把项目作为发展经济的抓手,赶学比拼精神头十足。不过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和企业也因一味求快而忽视了理性思考。记者曾遇到一家企业,投资项目七八个,真正能投产的却只有一个。占而不建或建而不产,建成之时变成搁置之日,个别企业扯项目大旗行圈地之实的行为不能不警惕。少数县市急不择路,不管冬瓜芝麻尽管装筐,只要是项目就草草上马。不研究市场走向,不管是否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只关心项目数量,只求数据漂亮,已经违背了转型跨越的精神。这样的项目于经济增长无益,期待其推动城镇化提速更是枉然。钻政策的空子,先把土地、资金等要素纳入囊中,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更会挤占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加快工业化,很多地方愿意把发达地区经验本土化。长三角、珠三角值得借鉴之处的确颇多,但其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又尽可能少地对其付出公共服务的事实却少有人注意。面对低社会福利和高生活成本,对沿海地区工业化功莫大焉的农民工,落户城市多会成为泡影。这种模式不能学也没有条件学,以低工资、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力代价换取人口红利的时代正在远去。仅仅把工业项目或工业园区建成一个农民增收的中转站,就推动城镇化而言远远不够。忽视与城镇化的衔接而照搬照抄发达地区工业化经验,将来同样会引来用工荒、城市病等症结缠身,而事后补救恐怕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发展带来的收益。

工业化片面注重gdp,缺乏城镇化背景下的通盘考虑,不能不说是一些县市的施政之失。面对十亿甚至百亿级的项目,地方规划中除了财政收益再无其他效应体现;围绕项目该有的城镇建设、服务业配套等则模棱两可或毫无考虑,折射出工业化中的一种短视。事实上,效益如何最大化,能实现多少财税贡献,企业会比政府更上心。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政府更应着眼于项目的辐射效应,着眼于上下游产业的配套引导,依托工业发展服务业,把项目区变成稳定的人口聚集区。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山西手握能源优势和后发优势,而且教训与经验同在。新型城镇化是理顺生态与发展关系的绝佳机会

发展与生态,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争论也从未停歇。远到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近到国家间排放指标的争执,缘由都在于此。现实是,急于发展、忙于竞争,这一问题常被屏蔽;人们开始为发展自喜时,环境又总会报复性地提醒。如果应对不当,城镇化成为经济引擎的同时,也可能成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生态“重灾区”。

环保部一项研究课题表明,我国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增加的能源消耗相当于4940万吨标煤。保守预计,今后我省每年城镇化率增速会保持在1.5左右,照此折算的能源消耗也将是一个惊人数字。

而且新增城镇人口所带来的生活排放增量也必须加以考虑,其对土壤、水质的破坏已不亚于工业污染。如何降低能耗,如何与生态友好发展,将是我省城镇化绕不开的话题。

正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所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必然选择。对于山西,要着重解决土地利用率低的弊病。目前,我省亩均建设用地投资强度仅为160万元,远低于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450万元的水平。由于工业、城建项目容积率较低,实现等量投资,山西消耗的土地资源是发达地区的近3倍。其中有地域、产业差异等客观因素,但主要还在粗放的用地方式。在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尽快研究制定单位土地gdp实现额、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业人口量等约束性指标,已经成为我省的迫切需要。

因忽略生态而步入窘境,我们不缺教训,煤炭资源粗放经营已经让山西吃尽苦头。近两年,投入巨资、下大力气,甚至不惜壮士断腕,生态欠账仍然难平。漠视生态会付出沉重代价,得不偿失的路子行不通。城镇化必然耗费能源,可能增加排放,煤炭大省也确有较强的能源承载力,但种种客观因素已不容许我们因此而忽视集约,为追求速度而继续粗放。

新型城镇化需要为生态未雨绸缪,把生态理念和原则引入城镇化过程,也需要有前瞻性的目光。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认为,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因忽视生态带来了非常多的消极问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高等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后续发展。我省城镇化距离欧美的水平还很远,但未来必然会到达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以其为标本,研究问题产生的机理,及早形成对策,城镇化才能少走弯路。

避免浪费还需要整合现有战略。比如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等,都有必要置于城镇化框架下重新配置资源。尤其要改变撒胡椒面式推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懂得取舍知道缓急,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从这一角度,城镇化也是一次纠偏归正的过程,通过发展改善生态的过程。省市县都有必要通盘考虑区域布局、地域特色、自身优势,对土地、能源、环境等统筹利用,体现可持续性。

城镇化与市场手段

计划色彩浓厚,市场运作乏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需要重新定位,市场应起主导作用

与全国一样,过去我省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道路。以土地垄断为前提,经济推动以及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等几乎全由政府包办。最近十年,我省城镇化率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有形之手”。

在城镇化初期,政府通过对投资拉动、人口流向、产业发展等的调控,城镇化率短期内实现了快速提升。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外部和自身条件都发生变化,政府主导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包括厉以宁、吴敬琏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继续以政府主导推动城镇化不现实。强调扩大城市规模,偏重靠土地资源积累财力,是政府主导型的重要特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和城镇化规划相对定型,土地将变得更为稀缺,或者说土地利用已经达到边界,以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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